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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馨：目前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的理论经济学课程通常有四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资本论只讲专题，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发展经济学经历短暂繁荣后面临困境，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实际上以西方经济学为主体。

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有刻意与实际保持距离的传统。改革开放之初，学生和社会对市场经济缺乏认知，西方经济学很受欢迎。今天，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一些分析工具，我们仍然要学习和运用。但对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对预设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条件并循环论证，我们需要分析和鉴别。新古典经济学派有一定的排他性，他们认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失败了，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重合，没有存在的必要。

尹汉宁：新古典经济学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脱离实际的不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门格尔，曾经与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施穆勒之间，发生过一次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门格尔认为，要把理论和历史分开，理论的层次高于历史。门格尔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及方法是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我们把它叫作经济学的“世界主义”。门格尔脱离实际的方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深远。该学派认为，一方面，理论不需要联系实际，要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实际中也未必需要这样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运用过，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所运用的理论是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学生们现在在课堂上学习西方经济学，一部分原因是写论文、发论文。

赵德馨：发展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开始只是选择一些中小国家作为样本。由于存在不从发展中国家实际出发的方法论缺陷，发展经济学并不符合样本国家的实际，更不符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很快就面临困境。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先生提出对发展经济学进行补救，重点是增加样本范围。他后来领衔编写《新发展经济学》，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国样本列入其中，试图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作出努力。这之后的一些学者编写发展经济学著作，大多采纳张培刚先生的编写思路，原来的分析框架没有大的变化。

尹汉宁：政治经济学的过度抽象有疏离感。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一直在自我调整中艰难前行。但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的“一个问题”、主张的“两个方法”，并没有真正引起高度重视。“一个问题”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两个方法”包括：一是从历史叙述和分析中自然得出结论，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分析出发。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这两个方法都是唯物史观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以往政治经济学的自我调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苏联影响，更多是在原理的增减和调整上下功夫。学生学起来感到结论多、分析论证少，比较原则和笼统，难以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由此写出来的文章也比较空泛。

经济理论界通常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运用的仅仅是抽象法，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一个体系，第一个层次的是根本方法，也就是唯物史观；第二个层次是技术线路，主要是抽象的方法，但马克思运用的抽象方法不是凭空抽象、静止抽象和过度抽象，而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方法，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过度抽象进行过批判，指出“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

赵德馨：联系实际讲《资本论》不容易。在《资本论》的教学中，老师难以联系过去的资本主义和现在的资本主义进行讲解，也难以联系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分析和当今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分析，导致学生对学习《资本论》的热情不高，甚至认为《资本论》过时了。

尹汉宁：中国经济发展学这个理论命题，是20世纪80年代赵德馨教授首次提出的。2018年初，本人接受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受您的启发，我将其定位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研究。2024年9月，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一书，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目前，赵德馨教授也正在带领团队着手编写《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学》。

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命题很直白、很明了，不是要标新立异。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翻译的名称，在国外、在英语语境下，原本就叫经济发展学。

那么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是不是具有学理特性？是不是能够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门类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是理论经济学的首要议题。经济学的不同学科，其源头都是法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蒙克莱田所讲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定义是与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相区别的：“经济论”关注家庭或庄园经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自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1615年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410年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同价值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治理理论（或者称其为宏观经济理论）一起，都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转向”不能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定义。经常有人将经济学定义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显然这种定义是不完整的。这种定义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注重资源配置理论有关。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雷诺兹认为，1850年后，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大转向，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兴起，这期间不再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商业周期上。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不同意雷诺兹的观点，并当面跟他交换过意见。谭崇台认为雷诺兹忽略了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也有经济发展理论，还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而且研究资源配置也是服务经济发展的。

赵德馨：中国经济发展学比中国发展经济学针对性更强。为什么不叫中国发展经济学，而一定要叫中国经济发展学？就此需要做一点说明。发展经济学虽然在英语语境下也叫经济发展学，但它有特定含义：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为标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发展经济学或许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人写的发展经济学，二是把中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个案或多案之一进行研究。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发展中国家也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学，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梳理规律性认识，进行学理转换或学理总结，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发展学与中国发展经济学比较，主体更明确，研究的针对性更强。

尹汉宁：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学同样具有理论经济学的属性，与其他经济学门类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加重要。我们觉得，未必西方经济学是“洋”的，政治经济学是“段位高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就一定是初级的、是“土”的。

尹汉宁：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构条件是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样本意义。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新中国成立至今76年了，如果往前延伸，还有22年局部（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也就是有近百年的时间长度。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惠及的总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从5.4亿增至14亿。中国是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中国的两大奇迹值得总结。70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这在“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极其罕见的，很值得认真总结。

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认知是全面的。如果包括根据地的经济治理，那么近百年来，既有局部新民主主义经济治理的经验，又有全局性新民主主义经济治理的经验；还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治理的经验，有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治理经验，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条件下的经济治理经验。而且这期间，经历了世界范围内交替出现的“计划情结”和“市场偏好”，对计划和市场的认知是全面的、客观的、清醒的。

围绕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资源是富集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理论建设，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传统；中国的理论界是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因此有大量的思想理论积淀。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是管理者和学者共同推动的。管理者和学者顺应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地深化认识，不断地进行总结，不断地交流互动，共同进行理论的新概括和新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料运用时文献比文章更重要。

赵德馨：体系化、学理化的基础条件比较好。我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学这个命题进行了长期思考和酝酿，目前已经编印了两大本参考资料。从根据地算起，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都有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成果，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学理化转换和体系化集成。目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教材，而没有正式使用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教材，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尹汉宁：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加快”，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条件是具备的。近几年来，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都在组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有的还定期发布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成果。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可以在已有学科的框架内进行，也可以提出新命题、创建新学科。上面说到的足以说明，那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还不长，似乎围绕经济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条件和时机还不具备的担心是多余的。进一步说，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汉密尔顿经济思想、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都是在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美国和日本崛起过程中的经济思想，都是领导人推动形成的。

赵德馨：建议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学这个学科及课程教材，无意于用它取代现有理论经济学学科和课程教材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为现有的理论经济学学科和教材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有利于理论经济学联系实际。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加入，可以改变理论经济学的结构，提供联系实际的靶向和载体。王亚南先生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中国经济原论》，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讲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他在中山大学讲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生们对后两门课更感兴趣。现在在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课程，学生会意识到这门课与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有关系，他们也会感兴趣，特别是如果不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作为写论文和发论文的标准，中国经济发展学会更受欢迎。

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参与，使理论经济学的现有学科联系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更直接、更有针对性，而且有利于学科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二是有利于客观理性地进行理论评论。虽然不能简单地以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评价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外来经济学理论，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出发，可以分析理论经济学中哪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哪些具有时间和空间局限；哪些可以运用于实践；哪些只限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因此，可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学，进行必要的、客观的理论分析和评论。

三是有利于全面掌握经济学的知识体系。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关注比较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后来才引起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宣传和介绍西方经济学，讲得比较多的是资源配置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较长时间不太重视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有了专门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可能会真正重视起来。

尹汉宁：将中国经济发展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410年来的人类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先发国家的经济思想理论，也包括后发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人类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时，有的同志会说，关键是要超越“特色”，形成“一般”。言外之意是把“一般”与美欧模式联系在一起，而对中国“特色”缺乏自信。将中国经济发展学纳入理论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有利于科学把握“特色”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与认知规律。中国在自身现代化的实践中，借鉴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理论，也就是运用了“一般”，同时也在实践中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新的“一般”。这样看问题既符合实际，也符合认知规律。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绝不是我们要刻意求异，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国情基础，由于时代条件，由于制度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某些方面应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甚至有的只能不一样。

赵德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命题可能会陌生一些，体系框架也不那么完整严密，但内容内涵不会有违和感。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用自己的语言建构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本土的理论，是与中国人自己的感知相关联的理论。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尹汉宁：当然，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新学科，真正要创建起来甚至成熟完善，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需要试点试用，需要有更多的经济学人加入其中。为此，我们甘当铺路石，尝试着做一些基础工作，力求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新时代理论经济学的繁盛，聊尽绵薄。

（责任编辑：马迪思）